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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学问的3个秘密

  文/徐建融

   日常和常识,是我的朋友刘绪源先生从前辈学人身上所发现的两个“秘密”。

 

   其实,它正是国学学问的一个基本特点,只是因为近世以后西学的治学方法取代了国学的方法,它才成了“秘密”。

        西学的特色,是“经院和高深”,凡是大的学问,黑格尔也好,康德也好,罗素也好,维特根斯坦也好,都是大部头的,脱离了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在“经院”中用逻辑研究出来的,其理论的色彩非常强,显得高深而艰奥,形而上学,一般的人根本看不懂,甚至同为伟大哲学家的罗素,也看不懂另一个伟大哲学家、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文章。但不明觉厉,越是非日常非常识的学问,越是为大众所敬仰。而形而下的日常生活,则由科学和民主所支配。用同一个公式,同一条法令,来处理不同事物的关系,简单明了。

        国学的特色恰恰反之。知就是行,行就是知,“知行合一”,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,学问即生活,生活即学问,既以日常和常识为出发点,又以日常和常识为归宿点。

        六经皆史,诸史皆经,六经是大学问了吧?但它就是史,史者事也,事者日常和常识也。所以从理论上讲,国学的学问,一定是明白浅显的;而西学的学问,则高深莫测。从实践上讲,国学的生活,一定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,由学问的“一问也,答各不同,皆仁”,到生活的“一病也,治各不同,皆愈”,没有抽象的统一答案,也没有具体的单一答案。而西学的生活,远非学问上的抽象深奥,而一定是简单明了,一百个人,生同一个病,只要用同一个处方便可解决。不同的人,犯了同样的法,在国学有不同的处理方法,“刑不上大夫,礼不下庶人”,在西学则用同样的处理。

        所以生活与理论打成一片,“学医三年,觉天下无不治之病”,以优秀成绩毕业了,“行医三年,觉天下无可用之方”——这是国医。

        “学医三年,觉天下无不治之病”,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,“行医三年,医术益精,果然天下无不治之病,如果有不治之病,那一定是学医三年时未曾学到过”——这是西医。

        撇开西学不论,专论国学的“日常和常识”,作为既是学问又是生活,就是既不像西学的学问那样抽象,又不像西学的生活包括科学和民主那样具体地公式化、法制化。

        《论语》是国学学问的经典之一,但它并不像西学的学问那样有庞大的体系,严密的逻辑,不可理解的高深,而是非常日常化、常识化,散漫得很,其核心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,谁都看得明白。这样的学问,简直不是学问,而是生活。但又不同于西学的生活,如何做到“仁”,不同的人问他竟有不同的答案,而没有统一的“标准答案”。日常和常识的学问,是由日常和常识的学问家做出来的。国学的学问家,“平居无异于俗人”,跟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,他既不像西学的学问家那样超功利,也不像西学的科学家那样功利,而是介于功利和非功利之间,有好吃的就吃好吃的,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,吃得非常高兴;没有好吃的,甚至没有吃了,依然不改其乐!

        这又牵涉到国学学问的第三个“秘密”:“非职业化”。其一,接受的教育,不是专业的教育,而是通识教育;其二,承担的工作,不是职业化的工作,一辈子从事这一工作,而是按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更换工作,今天做官员,明天做仓库保管员,后天做讲学授道的老师;今天做饲养员,明天做水利工程师,后天又领兵打仗。这就是“君子不器”,而又“无所不可器”。

明 崔子忠 画苏轼留带图 轴

 

        国学,把学术、艺术当作生活,无异于俗人而作出文化的贡献。西学,把生活当作学术、艺术,大异于俗人而作出文化的贡献。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,国学的长处在此,千百年来,诗礼之家以此为训诫子孙的箴言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国学的短处也在此,近百年来,西学对国学的冲击、颠覆,使国学被几近摒弃,也是有道理的。因此,借鉴西学而使国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,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 

(来源:美术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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